150万件非法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怎样回家？

漫漫回家路

大英博物馆约2000件文物被曝莫名其妙失踪后，“请大英博物馆无偿归还中国文物”登上了热搜榜。

有资料显示，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多达800万件巨量藏品中，绝大部分都来自英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且相当部分是通过非正当渠道取得。这还只是中国海外流失文物的冰山一角。

(资料图)

“目前进入海外公共机构和私人收藏领域的中国文物总数量大概是1500万件。”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国际博物馆协会研究与交流中心管委会副主席、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表示，其中90%都是属于正当地交易和交流的商品、艺术品、礼品等，其余10%是非法流失文物，约占150万件。

这些失落在海外的珍贵文物，如何才能回家？

流失文物回归途径有哪些？

段勇表示，对于非法流失文物，原则上都应该依照国际公约精神通过追索促成返还。基于文物合法性的不同，也需要区别对待。迄今中国流失文物的回归途径主要有三种，即购回、捐回和追索。

购回主要指中国政府、国内机构和个人在特定情况下，针对一些难以通过法律追索或外交手段回归的文物，采用商业购买的权宜之计促成回归。

例如，20世纪50年代，国家从香港购回了包括王献之《中秋帖》、韩滉《五牛图》等皇家宫廷收藏过的历代珍贵书画等。2004年，中国保利公司从香港佳士得拍卖行和苏富比拍卖行分别购买了圆明园猴首、牛首、虎首铜像。2005年至2007年，国家有关部门从国外购回河南龙门石窟佛像、青铜子龙鼎等多批流失文物。

但是，对于非法流失文物，这种购买回来的方式存在明显弊病，既是对流失国民众的二次情感伤害，也容易助长新的文物非法流失。

捐回是指海外华人华侨、国际友好人士、外国政府和博物馆将其所藏或所购中国流失文物以善意捐赠或友好外交的方式促成回归。

例如，1925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东方艺术所所长将其购买的一件八国联军从北京天坛掠走的宫廷瓷器归还中国入藏故宫博物院；苏联政府1951年至1958年间分3次向中国归还八国联军时期掠走的《永乐大典》64册；1955年东德政府返还中国《永乐大典》3册和10面义和团旗帜；2013年法国皮诺家族将其从巴黎佳士得拍卖行购买的圆明园鼠首、兔首铜像回赠给中国入藏国家博物馆；2020年澳门何鸿燊先生将其从海外购买的圆明园马首铜像捐赠回国入藏圆明园博物馆等。

这种介于购买和追索之间的方式是目前最通行的文物回归途径。

追索返还是按照国际公约、各涉事国家法律来解决流失文物归属纠纷的方式，是最符合相关国际公约精神和伦理道德原则的一种回归方式，但也是受制于公约局限性而难度最大的一种方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流失文物回归是外国政府机构按照国际公约精神和双边协议内容主动查扣返还的。例如，2006年丹麦海关查获156件来自中国陕西、山西、四川的被盗墓葬的陶瓷类随葬品，2007年意大利海关查获796件从中国非法盗掘走私的出土文物，这几批文物均通过履行相关程序后顺利回到中国。此类案例体现了良好国际关系和国际共识在打击和追索非法流失文物问题上的重要性。

据官方统计，从1949年至2019年的70年间，中国通过各种途径，成功促成了300余批次、共15万件流失文物回归祖国。近几年在各方努力下，又有多批次流失文物回归。

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

文物流失不仅写在历史书里。时至今日，类似事件在各国仍有发生。

段勇表示，国际上的文化遗产大规模流失导源于数百年来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但迄今，文化遗产非法贩运仍是仅次于毒品走私和武器走私的第三大非法贸易。因此，文物流失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

此前，希腊官方和民众持续追索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埃尔金大理石雕”，引发了欧美7国18家博物馆馆长于2002年联合发布《关于普世性博物馆的价值及重要性的宣言》，以“博物馆的普世性”为理由支持大英博物馆拒还希腊大理石雕。

这套说辞“圆”得过去吗？段勇认为，上述《宣言》竭力淡化文物原属国的时代背景、流转经历及入藏经过等环节中可能存在的非法性质，或辩解文物入藏途径在历史上是“合理合法”的。比如，只强调埃尔金石雕是在当时占领希腊的土耳其当局同意下运出希腊的，却避而不谈希腊当时丧失主权无法做主。《宣言》表面上成为文物流入国拒绝归还文物的强硬立场的标志，实际上是传统强权思维的“回光返照”。因为它进一步激发了国际社会对于非法流失文物问题的广泛关注、思考、研究，并将收藏相关文物的欧美博物馆持续置于道德聚光灯的烤灼之下。

事实上，事情正在朝着有利于文物回到原归属国的方向发展。

段勇表示，“去殖民化”是过去10年国际博物馆界最关注的议题之一。2017年，法国政府表态，要归还从原殖民地流入法国的文物，它改变了法国政府关于公共藏品、公共物品不得转让的法律。所以，迫于外部压力，大英博物馆于2019年表示赞成关于“透明地关注文物出处”和“建立欧洲与非洲之间新关系”的观点，但也表示返还英国收藏的文物不包含在新关系之中，与其他国家的讨论应集中在“文化合作”和“长期租借上”。

但总的来说，那些所谓“普世性博物馆”的强硬立场已经明显被迫松动，并且开始出现一些可喜的文物返还案例，比如2021年和2022年，德国和英国的部分博物馆先后向尼日利亚归还了数百件贝宁青铜器。

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尽管如此，追索流失海外文物，仍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兼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观察员、国际比较法学会联席会员、中国博物馆协会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的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霍政欣曾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与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数量相比，成功追回的比重仍微乎其微。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最大困难在于现行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制度规则存在重大障碍。

霍政欣表示，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为保护文物、促进流失文物返还陆续制定了一些国际公约，主要包括：《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简称“1954年海牙公约”）及其议定书、《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简称“1970年公约”）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简称“1995年公约”）等。但是，利用既有国际公约追索文物，主要面临条约无溯及力、约束力有限等难题。

除此以外，段勇还认为，许多非法流失文物是被非法盗掘的地下文物，不像馆藏文物那样有比较详细的文物账目，也很难形成盗掘和走私等非法流失的完整证据链，为我们依法追索返还增添了难度；还有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改变，部分国家还残留一定殖民强权心态，不支持我们对非法流失文物的追索返还。不过如前所述，在文物流失国的追索、国际公约精神的普及和欧美社会有识之士的施压下，趋势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化。

此外，为了弥补国际公约在溯及力和约束力方面的局限性，我国政府已与20多个国家签署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物的双边协定或谅解备忘录，也对防止文物流失发挥了积极作用。

来源：国是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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